文人的命運 南郭野老 “文章憎命達”，這是杜甫《秋末懷李白》詩中的名句。好的文章似乎有靈性，它不愛官運亨通的人。這是一句激憤的反語，既是為李白鳴不平，也揭示了古來許多文才出眾者總是命途多舛的事實。清代學者高步瀛引用邵長蘅的評語：“一憎一喜（“喜”指“魑魅喜人過”），遂令文人無置身地?！边@確實是歷代正直文人命運的寫照。 讓我們先來看看李白的人生道路吧。李白，這位文人中的佼佼者，不僅文思敏捷，才華橫溢，而且從小就志向遠大，渴望著效法古代賢臣，輔佐明主，興邦濟世。年輕時，他抱負很大，自比為大鵬鳥，要“激三千以崛起，向九萬而遠征”，“噴氣則六合生云，灑毛則千里飛雪”。經過多年的奔波、干謁，始終沒有得到進身的階梯。這時，他才深深感到接近皇帝、獲得重用要比攀登蜀道還難。不過，他還算是幸運的，憑借著他的文名，他終于被征召到長安任朝翰林待詔。翰林待詔雖然地位清高，而且有接近皇帝的機會，但是，唐玄宗并不要他參與政治，只是要在玩得高興時命他寫一些助興的文字。在當時的形勢下，要往上去只能走兩條路：內線是楊貴妃和高力士，外線是宰相李林甫。楊貴妃是唐玄宗“三千寵愛在一身”的妃子，高力士是玄宗最為信任的宦官，有他們為內援，平步青云決不是難事；李林甫也是個一手遮天的狠腳色。李白不想去巴結他們，他懷揣著治國經邦的《宣唐鴻猷》，希望有朝一日獻給皇上，引起重視，從而擢拔他為輔弼之臣?？墒?，他的想法太天真了。玄宗一心想的是享樂，李白根本沒有機會獻上他的策論。宰相李林甫就是要皇帝沉湎于聲色之中，以便由他一手操縱朝政。李林甫公然對朝臣說：“你們看丹墀下兩旁肅立的御馬，乖乖站著，一聲不吭，每天享受的是三品官的俸祿；只要叫一聲，就拉下去，再也休想到這里來了”。終于，李白這匹時時躁動的駿馬，無法和這班齷齪小人一起呆下去了。傳說李白曾在金殿上起草詔書時曾讓高力士脫靴，讓楊國忠磨墨，看來這是稗官野史，不可作準，不過，李白肯定得罪了這班權貴。于是，高力士在楊貴妃面前打小報告，說李白的《清平調》三首作弄了貴妃娘娘。 《清平調》是唐玄宗、楊貴妃在沉香亭賞牡丹時命李白所作，其詞曰： 云想衣裳花想容， 春風拂檻露華濃。 若非群玉山頭立， 會向瑤臺月下逢。 一枝紅艷露濃香， 云雨巫山枉斷腸。 借問漢宮誰得似， 可憐飛燕倚新妝。 名花傾國兩相歡， 惹得君王帶笑看。 解釋春風無限恨， 沉香亭北倚欄干。 客觀地說，這三首詩確屬“應制之作”，雖然構想奇特，辭藻華麗，但只是夸贊了楊妃，這與溫庭筠、韋莊的艷體詞沒有本質的區別。即便如此，高力士還是抓住了“可憐飛燕倚新妝”一句，因為漢成帝皇后趙飛燕出身娼家。詩中把楊貴妃和趙飛燕相比，楊貴妃不樂意了。最后，李白只得卷起鋪蓋回家。 仕途的失意，卻帶來了副產品：李白的詩歌創作，從此走向了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。離開長安后，他的思想時時處于矛盾和痛苦之中，既想避開塵世，修仙學道，又對國事朝政魂牽夢繞，無法丟棄。眼見政治腐敗日甚一日，邊庭豺狼野心勃勃，戰亂一觸即發，千百萬生靈即將涂炭，然而言路堵塞，皇帝蒙在鼓里，權奸禍國殃民，忠直之士報國無門，憂思如焚。這種日子，是多么地難挨??！反映到詩中，是一系列的憂憤之作。他在《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》中寫道： 君不能貍膏金距學斗雞，坐令鼻息吹虹霓。君不能學哥舒，橫行青海夜帶刀，西屠石堡取紫袍。吟詩作賦北窗里，萬言不值一杯水。世人聞此皆掉頭，有如東風射馬耳。魚目亦笑我，謂與明月同。驊騮拳 不能食，蹇驢得志鳴春風?！墩蹢睢?、《黃華》合流俗，晉君聽琴枉清角……。 以后，李白又坐永王李璘之亂，糊里糊涂地吃了一場官司。種種挫折，沒有使他倒下去，他的詩更深沉、更含蓄了。李白的詩，是文學上的寶貴遺產。 “文章憎命達”，不僅憎李白，歷代文人中的煌煌巨星，大多是被“憎”的：屈原、賈誼、司馬遷、王勃、杜甫、蘇軾、關漢卿、蒲松齡……司馬遷不過為李陵辯護了幾句，竟然被處于腐刑，精神上、肉體上都遭受了極度的摧殘。為了要寫作《史記》，他只得隱忍茍活，找些自我安慰：“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，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乃賦《離騷》，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國語》；孫子臏腳，兵法修列；不韋遷蜀，世傳《呂覽》；韓非囚秦，《說難》《孤憤》……”。年輕的王勃，在滕王閣的一次宴會上借作序而大發懷才不遇的牢騷：“天柱高而北辰遠……懷帝閽而不見，奉宣室以何年。嗟乎！時運不濟，命途多舛；馮唐易老，李廣難封。屈賈誼于長沙，非無圣主；竄梁鴻于海曲，豈乏明時?！? 說到這里，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結論：險惡的命運，是文人在藝術上成功的重要條件，反過來也可以說，一帆風順，會導致作品的平庸。對于這種現象，我杜撰了一條“理論”，叫做“仕途藝術背反律”。這個背反律對于文人來說實在是不公平的，甚至是殘酷的，但也是無可奈何的。這中間的奧秘在于，真正的文學藝術，要求作家有獨立的人格，用心靈來呼喚；而皇帝和權貴不需要這一套。受到壓迫的文人，在煉獄中煎熬，在壓迫中思索，在彷徨中求索，在苦悶中驚醒，于是像火山爆發一樣發出撕心裂肺的吶喊，這種發自肺腑的聲音，飽含真情，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，足以驚天地，泣鬼神。這不是語言的修飾，文字的雕琢，而是靈魂的結晶，血淚的沉淀，生命的升華。而那些仕途通達的文人，錦衣玉食，嬌妻美妾，他們要寫什么東西呢？即使要寫也多是吟風弄月的無病呻吟。這一點，從曹雪芹和他同時代的一些人身上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。 18世紀50年代的某一天，紫禁城里的乾隆皇帝，處理完畢奏章以后，又開始興致勃勃地寫詩了。這位皇帝是個“多產詩人”，一生寫的御制詩多達十萬余首，創造了前無古人、后無來者的世界紀錄。天曉得他都寫了些什么！他每寫一首詩，就命內侍送交儒臣注釋，儒臣們往往感到圣學淵博，有些詩中的典故翻遍典籍也無法注釋。一方面，乾隆確實博學；另一方面，他如在浩如煙海的典籍里隨便挑一個典故，寫進詩里，任你飽學的文人一時也難以解釋。更何況這些儒臣也是聰明人，有時明明知道也要裝作不知道，否則會自討沒趣。 正當乾隆洋洋自得地對那儒臣解釋他的御制詩中的冷僻典故時，在北京西山一個幽僻的山村里，有個叫曹雪芹的黑黑胖胖的30多歲的中年人（按現在的標準應算青年人），正在苦心孤詣地寫一部題為《石頭記》的小說。房屋破舊，一張舊桌子，一枝禿筆，沒有白紙，就寫在舊黃歷的反面。他的妻子正在為柴米不繼而發愁，兒子眼饞鄰家的孩子有零食吃，可是又不敢吱聲。 這種情景，在當時的世俗眼光看來，曹雪芹不是發神經病也差不多！你想，讀書人的正途無非是舉業，應試做官，光宗耀祖。小說一類的文字，根本上不了臺面，也不能當飯吃。窮愁潦倒，還去寫小說，這不是腦子有問題嗎？ 曹雪芹的神經沒有問題，只是命運對他開了一個玩笑。 他家祖上是滿洲正白旗包衣（家奴），祖父曹寅和父親曹頫都曾擔任過江寧織造的要職，康熙南巡曾多次到曹家駐蹕，這份榮寵非一般人可比。曹雪芹小時候也曾有過一段公子哥兒的生活經歷。世事無常，雍正皇帝繼位后，曹家因受到皇室內部權力斗爭的牽連，先后兩次遭受打擊，終于一蹶不振，徹底敗落。這時候的曹雪芹，憑著旗人的身份和超卓的文才，要謀個生計還是不難的，然而他卻選擇了創作小說這一條路。當時，小說的社會地位是很低的，官僚和“正經”的文人對此不屑一顧，至多是作為消遣的“閑書”；更重要的是，舊時的小說，在創造人物典型形象時，常常是采用選取某些事跡作素材、某些人物作原型而進行藝術加工概括的方法，因此一部小說一問世，便有人猜測書中的某某是影射某某人。清朝統治者為了禁錮人們的思想，曾在康熙三十五年和乾隆三年先后查禁小說，從此書商不敢私刻販賣小說，民間流傳的小說都是手抄本。這些，都給曹雪芹創作《石頭記》帶來了麻煩。然而，他還是義無反顧地寫了下去?！皾M紙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淚。都云作者癡，誰解其中味？”這四句詩，粗看像打油詩，其實包含了說不盡的千言萬語?！盎奶蒲浴?，這是激憤的反語，在嚴酷的文網下，只能正話反說，放些煙幕，找些遁詞，以求自保；“辛酸淚”，這是真的，寫作此書，世人誰能理解？經濟上更是困窘，經常過著靠朋友接濟，“舉家食粥酒常賒”的日子；而回顧自己的人生經歷，更是無限辛酸；“癡”，這是世俗的見解，實則是曹雪芹經受生活中的重大變故后，以其非凡的洞察力，看穿了那個社會的內幕，萌發了叛逆思想，這種思想郁積在胸，非寫出來不可。因此，他的生命已和創作《石頭記》緊密相連，寫書已成為他甘愿為之犧牲一切的事業；“誰解其中味？”作者歷時十年，嘔心瀝血，寫了這樣一部書，名利是談不上的，最大的擔心是別人看不懂它。事實上，由于后四十回的失蹤，這部書本身已經變得撲朔迷離，要完全理解曹雪芹的創作意圖，確實是很困難的。 《石頭記》（后稱《紅樓夢》）是命運賜給曹雪芹的，如果他一生都過著“錦衣衣紈绔之時，飫甘饜肥之日”的生活，他能夠寫出這樣一部書嗎？ 讓我們再看看和曹雪芹同時代的“大詩人”袁枚的情況。袁枚比曹雪芹早生幾年，他少年得志，24歲中進士后，入翰林，出為溧水等縣令。在曹雪芹“著書黃葉村”的時候，袁枚已經在南京小倉山筑了一座私家園林——隨園，過起了錦衣美食、悠閑自在的日子。他論詩主張有“性情”，在當時名氣很大。不過，幾十年的享樂生活，使他的“性情”顯得相當空泛，作詩無非是“半天涼月色，一笛酒人心”，“雨來蟬小歇，風到柳先知”之類，只是一種運用自如的文字消遣，一種剔透玲瓏的“盛世”的點綴。從骨子里講，他是標榜聲氣、追求聲色而又不能盡免于庸俗的紅塵熱客。且看和他同時代人對他的評價：詩人蔣士銓在《臨川夢》劇中嘲笑陳眉公“妝點山林大架子，附庸風雅小名家”，“翩然一只云間鶴，飛來飛去宰相衙”。其實是用來諷刺袁枚。舒坤批袁枚的《隨園詩話》，再三指斥袁枚“詩話中之與鄂文端、傅文忠論交，皆籍以嚇騙江浙酸丁寒士，以自重聲氣耳”，“此等詩話直是（為）富貴人家作犬馬耳，畢秋帆家本棉花巨商，畢太夫人詩既不佳，事無可記，選之何為？所以鄭板橋、趙云松斥袁子才為斯文走狗，作記罵之，不謬也”?？磥?，這位袁公的“市場經濟意識”還是相當強的，他在《隨園詩話》中既用他和朝廷重臣鄂爾泰、傅恒的交往來嚇唬人，又為棉花巨商畢秋帆作了“廣告”，想必是名利雙收了。所以鄭板橋等人寫文章罵他是富貴人家在文壇上的走狗。 的確，文人的悲劇命運，是創作優秀作品的催化劑，他是他們取得杰出成果的必要代價。正是那種腐朽黑暗的社會現實，使文學天才們廣泛接觸了現實生活，豐富了經歷，凈化了思想，蘊蓄了感情，才產生了不朽的作品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我們應當感謝那些黑暗的時代，為我們帶來了一批光輝燦爛的文明成果——毫無疑問，一部《李太白全集》或一部《紅樓夢》，要比出一個進士重要得多。當然，這種感謝是苦澀的，充滿惆悵的。畢竟，那是一個應當詛咒的時代。